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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鴻生舅舅出版《尋找大範男孩》時,我曾想寫些什麼,但一直修修改改,始終寫不出自己滿意的內容,直到最近再重看一遍,才逐漸提筆尋回自己對生命根源的感覺。書裡主要記載我的曾外祖母楊家、外公鄭家以及嬸婆施家三個既傳統又平凡臺灣家庭的故事,也是所有臺灣人歷經晚清、日據及民國三代辛酸歷程的縮影寫照。

臺南是我出生長大的地方,所以我對臺南這個文化歷史古都一直有著深郁濃厚的屬地情感。原以為拉拔我長大的外公、外婆他們都是道地的府城人,後來透過《尋找大範男孩》才知道外公原籍是廣東省潮州府揭揚縣,原來高外祖父鄭威堂生於咸豐元年(1851年),同治十年(1871年)20歲隨軍隻身來臺,在臺南竹子街(現民權路)一帶定居,並開設「永震裕」布莊,後與高外祖母陳紅杏結縭,生下曾外祖父鄭錦全。此外,曾外祖父亦娶同為潮州府普寧縣的楊金盞女士為妻,生下外公鄭嵩山與二叔公等四男四女共八名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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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大範男孩》藉由一張出土的老照片,開始扭動探索家族生命的轉軸。書中最主要的主角是我的二叔公鄭英和先生與嬸婆施傳月女士,也有提到我的外公及外婆(pp142-144),這些人、事、物都是我的至親,是如此既熟悉又陌生,且難以忘懷的過去。在我入小學前是跟著外公、外婆由忠義路一路遷住北區開南街而長大,曾外祖母在我出生不到一年後就因病仙逝,而唸小學時因為選擇唸永福國小,所以回到中正路與父母同住,父母住處就緊鄰二叔公洋房旁,讓我與二叔公、嬸婆也有過幾年相處的日子。

《尋找大範男孩》提到許多傳統臺灣史所忽略的觀點:

一、男降女不降:以服飾而論,從書中多幅老照片觀之,日據時代一般男性身著西方服飾,作者認為這是一方面為了跟上西化腳步,一方面卻是精神上的屈服。反之;曾外祖母始終身著唐裝,而到了嬸婆那一代,時髦大膽的嬸婆竟敢在日本人面前穿起旗袍。

二、臺南人的天生傲骨與志氣:外公與二叔公都是憑著優秀成績進入當時專為日本子弟所設立的州立臺南一中就讀,二叔公不願仰人鼻息,竟寧願降格讀回專屬臺灣人的二中。俟臺灣光復後,有志氣的臺南人立刻將原日本人所屬的南一中與臺灣人讀的南二中對調,討回日據時期所受到不平等的怨氣。

三、臺南人天生具備不屈不饒、飲水思源的個性:例如曾外祖母在日籍戶籍裡仍被登記為「支那人」,而曾外祖母的四弟,也就是當時早已晉升臺南鄉紳的楊元翰先生,亦主動將戶籍更為廣東潮州而影響到升遷。

四、臺灣人將學醫做為傳統功名的途徑:從日據時代開始,臺灣學子被剝奪「學而優則仕」的功名之路,開始轉而走向學醫進取社會賢達的觀念。除曾外祖母四弟是臺南名醫兼鄉紳外,四叔公也是位名醫,而我父親的舅舅賴氏以前亦在舊臺北市政府(現為當代藝術館)長安西路附近開診所行醫。這裡還有一個小小插曲,就是本來曾外祖母的四弟楊元翰先生欲出資裁培外公及叔公赴日學醫,沒想到外公到了日本竟選擇日本人最不願意臺灣人進入的名校-中央大學,還硬是唸了法科部,由此可見我外公那桀驁不馴個性。

舅舅也在書中扮起了柯南,追蹤他的父親,也就是二叔公「日東橋」與「光學屋」之謎,而我卻無法解開我外公為何獨自一人隻身前往中國遊歷之謎。其實外公與叔公倆兄弟同赴日留學,卻幾乎相同時刻選擇離開日本,叔公則是直接回到臺灣結婚,但我的外公卻不知是何原因,跑到無一人相識的中國,以記者化名的身分前去,意外結識外婆,產下我母,卻在日本戰事吃緊同時,自己獨自先行跑回臺灣。

書中未能提及的是,臺灣光復後,本來就有祖國意識的外公那一輩,突然從「失語的一代」轉為「禁語的一代」。對臺灣人的不公平,並未因日本人離去而消失,外公回到臺灣後,憑藉著高人一等學識,以及語言上的天份(不只日語與英語,在當時他是極少數臺灣人卻能說得一口流利北京話的代表),屈就臺南鹽場。大部分臺籍菁英不拍馬屁未受外來政權重視,反被壓迫欺凌,外公仕途平平,鬱鬱寡歡,終其一生,志不得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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